梁启超及其讨袁檄文

文 安立志

梁启超

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人物，他的头衔很多，戊戌变法领袖、中国近代著名政论家这两个称谓，是大体公认的。梁启超这个人物很复杂，作为维新派，他曾与清廷的保守派相对立；作为立宪党，他曾与孙文的革命党相对立。作为民初政治人物，他也有联袁、捧袁、反袁的不同阶段。有人概括其特点为“善变”，“善变”总有“投机”性质，但他的“善变”与“投机”并不都是负面的，至少反对帝制复辟是值得肯定的。

1911年的辛亥革命，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满清王朝寿终正寝，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统治土崩瓦解马鲁设森斯欲倒柯马汉，同俱手推更了。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，至少名义上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。袁世凯曾是晚清重臣，也是民初枭雄。这个老奸巨猾的政客，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，成为民国初年的头面人物，权力的膨胀助长了野心的膨胀，这个不知“共和”“民主”为何物的乱世奸雄，竟然丧心病狂地复辟已经灭亡的皇权帝制，这就是1916年的洪宪风波。

由于戊戌变法失败，遭受清廷追杀，梁启超亡命海外十余年，直到1912年才从日本返回国内。这个曾经主张政治改良、开明专制的晚清风云人物，一度对袁世凯寄予厚望。此时的袁、梁关系是一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利用。袁世凯试图利用梁启超的社会声望，排斥国会中实力较强的国民党；而梁启超则想利用袁世凯的权势，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。梁启超加入了以依附政府、维护国权为宗旨的进步党，与强调民权、反对专制的国民党相抗衡，进入所谓的“第一流人才内阁”担任司法总长（辞职后任币制局总裁）。任职期间，梁启超就司法与币制改革提出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意见与方案。然而，这却与袁世凯大权独揽、权力独裁的想法相冲突，1914年底，心灰意冷的梁启超，自知其为政论家，而非政治家，只好辞去公职，回归书斋。

梁启超毕竟不是甘心翰墨的书呆子，这个流亡日本期间曾经大量接触和撰述过西方民权理论的近代文人，眼看袁世凯挂上倒档，倒行逆施，并迅速启动了改造“约法”、权力世袭、悍然称帝的三部曲，他终于不再沉默了。

梁启超回忆说：“去年（1915年）正月，袁克定（袁世凯的长子）忽招余宴，至则杨度先在焉，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，隐露变更国体、求我赞同之意。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，语既格格不入，余知祸将作，乃移家天津，旋即南下，来往于广东上海间。”（《饮冰室专集（三十三）》，中华书局，民国二十五年，页143。以下同书只注页码）这大约是梁启超与袁世凯从合作到抵牾再到讨袁的前奏曲。

提到梁启超讨袁，不能不提他那篇名文——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。1915年8月，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的筹安会刚成立，一周后此文稿毕。梁启超站在改良与立宪立场上，无情挞伐了袁世凯暗中支持的筹安会，他那支鞭辟入里的健笔，笔走龙蛇，纸卷风雷，陷袁世凯称帝图谋于十分狼狈与尴尬的境地。作为皇权专制的受害者，特别是他曾直接遭到过慈禧太后的长期通缉，他对专制君主的认识入木三分，“盖君主之为物，原赖历史习俗上一种似魔非魔之观念以保其尊严”。在他眼里，皇帝不过是似魔非魔，似神非神的怪物，他们坐在金殿之上，“譬诸范彫土木偶，名之曰神，舁（yú，本义为“抬”）诸闳殿，供诸华龛，群相礼拜，灵应如响。”一旦滚下龙床，偶像坍塌，就被“投诸溷牏（hùnyú，引马桶厕所义），经旬无状，虽复舁取以重入殿龛，而其灵则已渺矣。”（页94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制，“实不忍于共和之敝，而欲以君主专制代之，谓为良图，实所未解。”（页90）并对实行共和就会导致政治混乱，因而必须改变国体，恢复帝制的借口进行驳斥，“谓共和必召乱，而君主即足以致治，天下宁有此论理马鲁设森斯欲倒柯马汉，同俱手推更？”（页93）“而谓国体一更，政制遂可随之翻然而改，非英雄欺人之言，即书生迂阔之论耳。”（页90）他直接指斥筹安会的劝进与拥戴行径，“今独何心，乃有上号劝进之举？夫果未熟而摘之，实伤其根；孕未满而催之，实戕其母。”（页95）

袁世凯

清廷坍塌后，袁世凯以军政巨头的地位，控制了全国局势，先是临时大总统，后则正式大总统，就职之后曾数次亲口宣示中外：“世凯深愿竭其能力，发扬共和之精神，涤荡专制之瑕秽”。“当共和宣布之日，……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。”“余欲为华盛顿，非拿破仑也。”《袁世凯与中华民国》，文海出版社，民国二十四年，页41、58、65）梁启超的雄文，不仅充满了雄辩的逻辑力量，而且讲究论战的政治策略，表面抨击的是筹安会，实则将了袁世凯一军，他质问筹安会诸公，马鲁设森斯欲倒柯马汉，同俱手推更你们主张君主制，那么，你们拥戴的皇帝是谁呢？（“公等主张君主国体，其心目中之将来君主为谁氏？”）如果你们在袁世凯之外推戴君主，“今大总统朝甫息肩，中国国家暮即属纩，以公等之明，岂其见不及此？”，你们对得起大总统吗？如果你们推戴袁世凯为君主，“今大总统即位宣誓之语，上以告皇天后土，下则中外含生之俦实共闻之……公等岂其漫无所闻，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耶？设念及此，则侮辱大总统之罪，又岂擢发可数？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。”（页95-96）梁文抓住袁世凯曾经的誓言，笔力千钧，直击要害。他一针见血地揭穿这些人的政治图谋与人格操守，“今在共和国体之下，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；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，又曷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？”（页96）

在袁世凯帝制失败的当年，梁启超回顾此文经历时说：“筹安会发起后一星期，余著一文题曰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。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，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，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，则人心将死尽，故不顾利害死生，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。当吾文草成，尚未发印，袁氏已有所闻，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元，令勿印行。余婉谢之，且将该文寄袁氏。未几，袁复遣人来，以危词胁喝，君亡命已十余年，此种况味，亦既饱尝，何必更自苦。余笑曰：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，余宁乐此，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。来者语塞而退。”（页143）按其自述，袁世凯以20万银元购买梁启超的万字长文，这笔稿酬是可以创造世界纪录的。利诱不成，又加威胁，袁世凯以梁启超曾经的长期流亡经历来威胁，以迫其就范。梁启超试图以这些细节证明其不为利诱、不惧威胁的气节与风骨。可惜的是，梁启超个人的这一说法竟为多本史著所采纳。然而，梁启超这个说法是无法自恰的，似乎带有自我标榜、高格自标的性质。一者此事只是梁启超个人的说法，并无旁证；二来梁启超自己的说法也前后不一。7年以后的1922年12月25日，梁启超在南京学界发表讲演，又这样说：“当我那文章还没有发表以前，有一天他打发人送了十万块钱一张票子和几件礼物来，说是送给我们老太爷的寿礼。他太看人不起了，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，我当时大怒，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。后来一想，我们还要做实事，只好忍着气婉辞谢却，把十万块钱璧回，别的礼物收他两件。同时却把那篇作成未印的稿子给来人看，请他告诉袁世凯采纳我的忠告，那人便垂头丧气去了。”（《饮冰室文集（三十九）》，页90）两番回顾，前后矛盾，送的钱数不对，贿买理由不对，拒绝方式不对，文稿处理不对，细节存在多处乘谬。因此，梁的说法只能存疑。

其实，梁启超根本无须自我标榜，舆论的反映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文章发表后，一纸风行，洛阳纸贵，1915年9月3日的《京报》，“即日售罄无余。而凡茶馆、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。又有多人接踵至该报馆请求再版。……及次日《国民公报》转录，始少见松动。然《国民公报》因限于篇幅，不能登完，故四、五日每至一机关一社会集合场所，则见彼此见面即问：‘君有三号之《京报》否？今、昨之《国民公报》亦可。’于是，此两日《国民公报》之销场比之三号之《京报》又加多。……如此直至6日，购者仍接踵而至，而该报实已无余，乃宣言准于今日(7日)将梁氏之文单印发售。此两三日间，《国民公报》销路畅旺为向来北京报纸所未有。”（《梁启超传》，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页351-352）读者是报纸的通行证，报纸是民意的风向标，至少在当时是如此。

后人在谈论这段历史时，对梁启超此文同样标举甚高。美籍华裔学者唐德刚称，梁启超的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，那是“一篇掷地有声、脍炙人口，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”，“梁启超他那篇《异哉》的文章，当时便风靡全国，洪宪王朝的彻底毁灭，《异哉》就要负一半的责任。”（《袁氏当国》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，2002年，页280、285）意思很明确，摧毁袁世凯帝制复辟的图谋，军功章有一半要归于此文。最有说服力的评价来自梁启超的弟子、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——蔡锷，他指出：“帝制议兴,九宇晦盲。吾师新会先生（即梁启超）居虎口中,直道危言,大声疾呼,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。先生所言,全国人人所欲言,全国人人所不敢言,抑非先生言之,固不足以动天下也。”（页1）

一个枪杆子，一个笔杆子，干革命靠这两杆子。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。唐德刚指出，袁世凯的“锦绣江山”，是被“梁、蔡师徒（梁启超、蔡锷），一文一武打垮了的。”（《袁氏当国》，页265）史学家丁中江也认为，“梁启超……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一文，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，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。”（《北洋军阀史话七十•国体论战》）唐德刚与丁中江的评述，都强调了梁启超在舆论方面发挥的作用，强调了笔杆子的重要性。1915年8月23日，此文草毕，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：“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，除非天夺吾笔，使不复能属文耳！”（《梁启超家书》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，1999年，页211）梁启超本人也承认，“我们两个人（梁启超与蔡锷）讨贼所用的武器各不相同，蔡公靠的是枪，我靠的是笔。”（《饮冰室文集（三十九）》，页89）这说明，梁启超不仅对自己的笔杆子自信满满，他也充分意识到笔杆子在讨袁斗争中的特殊作用。

其实，在武装反袁方面，梁启超也是重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。这篇檄文发表前后，梁蔡师生二人在天津多次密谋武装反袁，发动护国战争。1915年12月，梁启超曾希望劝谕袁世凯幡然改过，悬崖勒马，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。他要求袁世凯信守大总统就职誓言，既然袁曾“明誓数四，口血未干，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，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？”他警告袁世凯毋迷信武力，“夫使仅恃威力而可以祚国也，则秦始、隋炀之胤，宜与天无极；……”他劝告袁世凯不要倒行逆施，“立国于今世，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，逆世界潮流以自封，其究必归于淘汰。”他劝告袁世凯尊重民意，“涵养自由发抒之舆论，毋或矫诬遏抑，使民志不伸，翻成怨毒。”他最后忠告袁世凯，“启超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，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。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，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。”（页20-21）梁启超希望袁世凯接受忠言劝谏，主动放弃称帝野心，可谓用心良苦，仁至义尽。然而，此时的袁世凯帝欲熏心，权迷心窍，梁启超这些话如同马耳东风，事实上，在梁启超写这封信的当天，袁世凯已经决定接受称帝拥戴了。

蔡锷

1915年末，梁、蔡二人先后乘船离开天津，分别绕道日本与越南，赶赴云南与广西，正如梁启超所说，他们二人可谓“定策于恶网密布之中，冒险于海天万里之外。”1915年12月25日，蔡锷在云南举兵起义，讨袁护国战争爆发。此后不久，梁启超赶赴广西，通电全国，广西独立。1916年5月，梁启超担任了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的都参谋，并推动两广、云贵四省成立军务院，以统一讨袁战争的军事、政治等事务，梁启超担任政务委员长。护国战争中的公函、文电几乎全部出自梁启超的手笔，他其实是护国军的精神领袖。为争取广东都督龙济光的支持，梁启超甚至不顾生命危险，明知对方杀害了他的同事，仍然出席了一场杀机四伏的鸿门宴。他无视对方凶焰，拍案而起，怒斥道：“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，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。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，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，不愿意广东糜烂，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，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。既已到这里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便怎样！”（《饮冰室文集（三十九）》，页96）

1916年3月，他在《在军中敬告国人》一文中，一针见血地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实质：“处今日文明之世，而行中古权谲残刻之政，外袭众建之名，内蹈专欲之实，黜全国之智，箝全国之力，涸全国之资财，摧全国之廉耻，而以资一时便安之计，成一姓篡窃之谋。生于其心，害于其政，取子毁室，率兽食人。循此迁流，更阅年载，则人道且将灭绝于中国，而中国更何自由存于世界者。”（页115）并强烈表达了武装讨袁的决心和意志，“不得不毅然决然挥泪沥血，从诸贤之后，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。”（页116）这个始终坚持改良、反对革命的维新志士，终于举起了武装反抗的旗帜。

在全国民意和护国战争的压力之下（这其中尤以舆论压力与军事压力为重要因素），袁世凯作了83天洪宪皇帝，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，6月6日即一命呜乎。